我在四十三中的老师和同学们（二）

那年9月初，我们小学五年级二班一部分同学，和我一起升入西安市第四十三中学，分到初一一班。我们的教室在学校操场主席台西侧，是那排东西厦房最东边的那间。虽然之前经常随着大哥哥们翻墙进四十三中打篮球看演出等，但真正走进校园了仍觉新鲜。

教学楼北侧的两排厦房，与三小一进校门那排几乎一样，都是从中间穿堂而过，中学则是连着两个穿堂。主席台也与三小一样，是青砖裹着的土台子，主席台东侧被三小教学楼伸进一角，呈L形，面北的两间房子存放体育用品，面西一排里有一间是体育老师胡汉林的宿舍，主席台东侧有一棵高大的臭椿树，每到春夏椿媳妇爬满树干，有同学就会抓在手上嬉戏，或抓两只看谁的飞得远。

那时候，家家四五个孩子，因此一个班近60人，要排7排桌椅，教室里挤得满满当当。初来乍到，班主任为了尽快了解和认识学生，每天早上都点名，渐渐地，之前陌生的同学也熟悉起来。

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有李晓航、薛平、席鸿国等，后来分快中慢班，晓航和鸿国去了快班，初一一班是中班。老同学中，我和薛平走得较近，经常去他家看电视。新结识的同学有陆宝军、王宏、任维、魏克、褚军政、孙爱民等，女同学有王瑞霄、魏雅萍、李明华、王继花、肖爱云等，大多数由东三路小学过来，之前即便不一班也都互有印象。

宝军家住东三路东段西口，每天上学我路过他家叫上他一起走，宝军数学好，理解能力强，老师常常表扬。王宏家住东二路五交化公司家属院，就在操场巷南侧，他英语好，是英语课代表。当时，英语课代表人选在我和王宏之间，让孙老师捉摸不定，后来选王宏我心悦诚服，他人很灵光，透着一种聪慧。王宏也很情愿与我、陆宝军、陈小庆等同学经常一起练习英语，那个阶段，我们班的语文和英语在年级独领风骚。

任维家住化育巷他舅舅家，说着一口地道的陕西话，很率性，各门功课都好，作文尤甚！一次，去骊山春游回来，他写了一篇登骊山望渭水的作文，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根本不像初一学生写的。万老师在班上不吝言辞地夸奖他的这篇作文，并兴致勃勃地诵读给大家。当时我在想：“这家伙太厉害了！一登一望就是一篇揽胜佳作，长大一定是作家啊！”

任维聪慧好动，我坐他前一排，每天上课他随便一听便心领神会，感觉无聊就拉我说话或递条子，我不理，他就使劲拽我衣服，越拽越紧，衣领卡住了我的脖子，出现短暂休克，他急忙松手，并从后边扶着我的头。我苏醒后问他刚才咋了？他说：“你晕过去了。”我说：“感觉挺舒服的，要不，你再拉一下？”“算了吧！你要是死了，我就麻烦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拉我衣领了。

褚军政家住豫民巷，他叔叔是三小教师，舅舅在四十三中任教，但他从不依此炫耀，总是踏实的学习，用心和同学们交往，军政待人热情、活泼，是个快乐的大男孩。孙爱民家在东三路城墙下一个小院，和刘德俊家住得很近，爱民在同龄人中话少，显得沉稳，学习也不错。

入校不久，我们的那股新鲜劲很快就被紧张的学习气氛替代，遇到同学也不再说“走，滑冰去！”而是“数学这道题不明白，给我讲讲呗。”即便放学打篮球，也约法三章，打完篮球一起写作业。宝军母亲单位分了一间宿舍，就在学校对面，有一阵子，打完球我们就在那个10余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写作业。

瑞霄家在尚勤路，东二路至东三路之间路东，在一排临街低矮瓦房中间夹着，地方不大，我和同学去过几次，王妈妈总是很热情招呼我们。雅萍家在东三路路北，就在水站西边的一个要上三级台阶的大院，他好像是初二转来的，在她之前，我的同桌是陈素云，素云离校不久雅萍来了，我俩同桌时间相对较长。李明华家在东四路，王继花家在东二路，因为曾经分到一个组，彼此开始接触，当然还有陈冬花、柏小梅、屈艳芳、李冬敏……

或许由于万老师曾经是军人的缘故，他的管理很具军事化。比如，我们班是学校少有的要提前到校早训的班级。一大早，我们摸黑赶到学校，然后点名、列队围绕街道跑一圈，路线为：出学校右拐，从环城东巷向东新街，然后向西，根据时间或从尚勤路至东四路，或从尚俭路至东四路回校，有意思的是，晨跑会路过大部分同学的家门口，跑尚勤路到二路口时，有同学小声道“汪华家到了”，跑出几十米“王瑞霄家到了”，“肖爱玲家到了”，很有意思。

中学的操场比小学大，小学操场仅一个篮球场大小，而中学有四幅篮球架，在小学我爱打乒乓球，到了中学就跟着何军会、汪华、韩长林等人打篮球，以我的个子在场上根本不可能拿到球，充其量是个二传手。好在同学们给力，硬是给我喂球、投篮的机会，常常玩起来忘记了一切。有一次，中午放学，又和军会、长林等人打球，期间有同学通知下午开大会要带小板凳，我答应着，因沉浸太久，回家扒了口饭就往学校跑，把小板凳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到了学校，一看同学们都坐着，我却无处可坐。老师问我时我还抱怨说“没人通知我啊”！他便问负责通知的同学，“他打篮球时我给他说了，他们几个都在场……”同学言之凿凿，再一看，一起打球的几个同学都搬了凳子坐着，只有我站着，我一下陷入难堪的境地，没搬凳子是一回事，说谎却是另一回事。当万老师打量我时，他的潜台词已经在我脑中：“说谎可不是个好习惯！”打篮球太投入竟“废寝忘食”，这件事给我极其严重的教训。

万老师非常重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早上跑操，下午课余时间让学生学唱歌曲。电影《刘三姐》上映时，其旋律优美的山歌引起万老师关注，他让肖爱玲把歌词抄在黑板上，大家抄录后一起学唱：“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唱《刘三姐》中的插曲，可不能忘了董毳毳。”肖爱玲说：“董毳毳的母亲在解放电影院售票，她不知看了多少遍，歌词、音律记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班同学会唱好多首。”那时，其他班的同学都很羡慕我们，王凤荣老师带的六班和一班最具竞争性。

开班会搞联欢也很频繁，有次，万老师还请二班的一位空芯字写得好的同学给我们写标题，在他的鼓励下，班上文艺分子极其活跃。杨毅的朗诵激情饱满，每当朗诵歌唱祖国或赞美大好河山的诗歌时，都会泪流满面。记得语文课文里有京剧《沙家浜》片段，万老师边教并根椐角色选学生演唱，郭建光握住沙奶奶的手，唱“你这革命的老妈妈”。那时我们在课堂上学习一点都没觉着枯燥乏味，这都是万老师精心付出的结果。

有一次，陆宝军和任维悄无声息地突然在全校大会上说了一段相声，让同学们大开眼界。当时我也痴迷于相声，与二人关系甚笃，他们说相声我却一点都不知情，也给全班同学来了个突然袭击。在同学们的爆笑声中，宝军突然卡了壳，一句“我记不住词了”，令师生们开怀大笑。

一天，我独自坐在主席台后边的台阶上，发现中间台阶的边上有个洞，就伸手去掏，感觉里边有本书，慢慢掏出来一看，是一本手抄本，一看标题吓了一跳——《蓝苹野史录》。

我做贼般地翻着看了看，书里主要写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三次婚姻，以及她跻身话剧和电影界的风流韵事。那时“四人帮”虽然垮台，但这类读物不能公开，民间多有流传，尤其在高中、大学中流传甚广。我想，这或许是某位高中的哥哥为了不被别人发现藏在这里的。此时，操场上人来人往，我感觉到自己整上了棘手事，头“嗡嗡”的懵着，不知不觉走到万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

万老师接过书翻了翻，随手撕了个粉碎，扔进垃圾桶后对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对任何人讲。”我点点头，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头脑也渐渐清亮了起来。（提示：《我在四十三中的老师和同学们》三、四两篇，将在国庆节后刊发，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