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办公室，抚琴谱曲，下班后，再步行4.8公里回家。”原先没有修地铁的时候，庞龙就这样每天走着上班，又走着回去。6年的军队生活，让庞龙保留着极为精准的作息、生活习惯。
在浙江音乐学院，“90后”一代只认得严苛认真的庞教授，很少有人了解他在军队的经历。直到10月的一天，他的学生在一个国内音频分享平台看到了不一样的庞龙。在为火箭军文工团撤编而录制的MV《心中的歌》中，庞龙身着笔挺的旧军装，与几代火箭军文艺战士一起饱含深情地演绎他们自己《心中的歌》，“前行的路也许不再有我，可我的心还是跟你走了……”
为了配合录制好这段MV，他毫不犹豫地剪掉留了两年、一尺长的辫子。火箭军文工团团长周炜颇感诧异这位昔日战友的固执，庞龙却坚持，要珍惜这辈子可能是最后一次以军人形象出现在镜头前的机会。那一刻，周炜也想起了自己的青葱岁月，18岁在天津曲艺团工作，参加青年相声小品队的巡演，后又报考几家驻京文艺团体，被当时的二炮文工团录取。
那年，带着一首获奖作品《中国茶》的湘妹子陈思思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际茶文化节，幸遇伯乐，成为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她还记得1999年9月1日的那个秋天，第一次走进二炮司令部清河机关大院时，文工团那幢小楼在秋阳下熠熠生辉的英姿。演员潘长江的小品在1996年春晚上火了，从铁岭民间艺术团到二炮文工团，年近四十的他跨越了人生的一条“大河”。
火箭军文工团这些已退休转业、复员的文艺兵都来了，他(她)们和马上也脱下军装的战友们又重逢在一起，用这种独特的形式纪念曾经的文工团。这段MV录制于今年年初，当时文工团撤编还未最终定案。原七大军区、海军、空军、火箭军文工团的上千名文艺兵前路不定，社会各界纷纷关注军旅文艺明星们的去向。
等待数月后，文工团还是痛苦地迎来命运的裁决：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9月27日的例行发布会上宣布，中央军委决定优化军队文艺力量机构设置，完善结构和功能，重建解放军文工团，保留新疆军区文工团和西藏军区文工团，不再保留军兵种和武警部队文工团。
文化工作、文艺演出，历来是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工团，在军内也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军”。经历本轮大整编后，文工团未来如何发挥文艺宣传鼓动作用，成为“军队文艺力量的战斗队和轻骑兵”，还有待观察。
“十万文艺大军”
庞龙服役的时候，原二炮文工团在清河机关大院，军改后，二炮改为火箭军部队，文工团也变身为火箭军文工团，搬到北京天通苑。庞龙原本想这次去老团看看，但两边隔得较远，再者，文工团如今撤了，物是人非，看了也伤感，后来就没去成。
这次军队文工团整编跟以往不同，没有人员的上下交换、流动，被撤编的单位人员一律脱下军装，解甲归田。一位海政文工团编导说，就连很多大牌文艺明星都一视同仁，一样要寻找出路。
军队文艺团体迎来命运的转折点，光荣的一页行将翻过去。
文工团全称“文艺工作团”。作为军队专业性、综合性的艺术团体，通过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创作和演出，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以达到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和舒缓士兵心理压力的作用。军队文艺团体的诞生历史几乎与这支军队同步。
“三湾改编”时期，毛泽东确立了军队文宣作为政工力量辅助的治军策略。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股，各军团、方面军相继建立了文艺团体。
国共战争时期，以“忆苦思甜”形式担负主要募兵任务的文工团急速扩容，仅四野就增至15000人以上，军、师、团三级共有大小文工团、队380多个，号称“十万大军”。知名的有四野的战士剧社、华北军区的抗敌剧社、南京的前线剧社，还有战斗剧社。
出于对人民军队的崇敬和热爱，地方上的许多著名演员，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文艺兵参军热潮，军方适时组建了总政评剧团(主要演员新凤霞、赵连喜等)、总政京剧团(主要演员李丽芳、李鸣盛等)、总政越剧团(主要演员徐玉兰、王文娟等)。1954年前后，又将这些成建制的艺术团陆续交给地方。
中共建政后，除部分部队继续执行解放西藏等任务外，大部分部队都逐步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对于军中号称“十万大军”的文艺队伍来说，面临着建设一支“专业化、正规化、现代化”文艺团体的艰巨任务。
新上任的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根据军委的统一部署，对这“十万大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编，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筹建由总政文化部直接领导的全军最高的几个专业文艺团体。包括总政文工团、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画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八一体工大队、军乐团等单位。
刚成立的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是国内当时人数最多的专业合唱队，120余人的规模已经形成。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仅总政文工团，就先后用整团合编、个别选调、新招入伍、临时借用等办法，从全军和地方40多个单位调集一批骨干，组成了歌舞团、话剧团、京剧团、越剧团、评剧团和曲艺杂技队，后来又有了歌剧团。
经过大浪淘沙、层层选拔，最后留下来继续从事部队文化艺术工作的人，除政治因素外，都是有较好业务发展条件的骨干分子。
据原总政歌舞团演员梅门造回忆，这时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原本在各文工团、队、剧社演出《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著名歌剧时担任主要角色的演员，许多都被调到了北京。歌舞刚新组建的混声合唱队，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喜儿”、“胡兰子”、“大春”、“莺莺”，也有不少黄世仁、匪连长等。
这些人之前有的曾在前线冲杀，凭着自己天生一副好嗓子，才在各个部队搞起了文艺工作。一位老兵就因为在战场上冲向敌人阵地时，喊“杀”的声音特别宏亮，在战役胜利的总结会后，被连队推荐到军文工团去唱歌，当演员的。
文艺部队在军内确实有神奇的号召力。在天津郊区的杨村，总政歌舞团给原北京军区176师官兵演出了两场，战士们反映说，看过总政歌舞团的演出，这辈子也不白当兵了。38军文工团在朝鲜战争前线，在阵地上、坑道里，用战士喜闻乐见的形式表演节目，鼓励官兵们奋勇杀敌。
1955年授衔，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是1614名将帅中，仅有的几位未参加长征而被评为将军的人，是唯一一位直接指挥部队文化大军的将军，人称“文化将军”。
文艺兵既然军功卓著，也应该有相对等的地位。在广大部队文艺团体的呼吁和要求下，经中共领导人指示，中央军委专门下发了《关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草案》，草案规定，文工团员可以分别评为排、连、营级，有8年革命历史的，可享受团级待遇，文工团领导可以评为团、师级。
这便是文工团职务待遇制度的最初雏形，以后实施并饱受各种非议的文工团专业技术晋升、文职人员聘用待遇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照现行地方人事管理制度完善细化而成。
国家剧团地位
军队文工团同地方院团的不同处，是它作为军队的组成部分，除了担负军队赋予的任务，一般不进行售票演出，受到市场冲击较小，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集体创作攻关，并且军队有自觉的学习精神和高度的执行力。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直接在国务院总理的指挥下，由中宣部、文化部协调，五大军区文工团、中央歌舞团和首都文艺团体共3000多人参演。该剧的圆满完成，充分展现了军队文艺团队的实力和创造力。
和地方文艺团体相比，作为军队文艺团体龙头的总政歌舞团优势非常明显：既有歌又有舞。当时北京几个大的艺术团体，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但有的只有歌，有的只有舞，去执行一项外事任务就得把几个团都发动起来，诸多不便。而将任务交给总政歌舞团，便于统一指挥，统一步调，还可节省人力物力。
总政歌舞团建团以后的十几年里，担负了大量的外事任务，几乎为所有访华的共产党、工人党的总书记、主席作过专场演出，包括公开来访和秘密来访的重要国宾，像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谢胡，苏联的赫鲁晓夫、伏洛西罗夫、科西金，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齐奥塞斯库以及老挝的苏发努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宾努，缅甸的吴努、奈温等。
这些演出有时安排在刚刚落成不久的钩鱼台国宾馆，有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小礼堂，或者就在小铜井原总政文工团驻地排演场进行。由于没有国家歌舞团，总政歌舞团实际承担了大量国家歌舞团的任务。
为欢迎尊贵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客人，有时要赶排这些国家的音乐、舞蹈节目。军队歌舞团富有突击精神，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任务。原总政歌舞团演员梅门造回忆，他曾经担任一些突击性演出的大小合唱领唱任务，如朝鲜歌曲《游击队进行曲》《士兵的骄傲》，古巴的《打垮了暴君才能得到自由和平》，日本的《手臂》《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东京—北京》，阿尔巴尼亚的《党颂》，苏联的《出发》等。
2003年7月7日，一些老同志在北京魏公村总政干休所聚会，欢迎从广州来京刚刚大病痊愈的原合唱队一位女低音歌唱家，在多年不曾相见的八方战友嘘寒问暖的欢笑声中，总政文工团老政委魏风讲了一段往事。
1965年6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他接到总政的电话，让他和总团团长丁里马上到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家去，有重要事情交代。他们应召来到萧华寓所，一见面没有寒喧，萧主任兴奋中带着急切地说：“我刚从中南海开会回来，总理指示，要把总政歌舞团作为国家歌舞团来建设和使用，具体问题由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徐霄冰协调解决。”萧主任说，你们现在就到中南海去，徐霄冰副部长在怀仁堂等你们商谈。
丁里和魏风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兴奋，连忙驱车赶往怀仁堂。徐霄冰副部长又传达了一系列的总理指示，说：为了把总政歌舞团作为国家歌舞团来建设和使用，允许你们从全军乃至全国各文艺团体、文艺院校，选调一些优秀的艺术家、创作骨干和演出人才到总政歌舞团工作，以充实歌舞团的业务实力。徐副部长说如果你们现在能拿出想选调的人员名单，现在就写，如果还需要研究，就商量好了尽快把名单报上来。
“在回来的路上，魏风和丁里两人都很高兴，想着歌舞团在注入新的血液后，将会迈上新的台阶。他们认为这是总理和党中央对歌舞团多年工作的最高奖赏，是总政文工团乃至全军文艺工作者的最高荣誉，他们商议着要抓紧时机，尽快落实总理的指示。”
然而，不久在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将总理的指示压了下来。直到1971年，总理再一次提出选调业务骨干，充实总政歌舞团的问题。这时的总政歌舞团领导向上报了一个名单，从中央音乐学院等单位，调了一些人进来，如歌唱家杨彼得、指挥家徐新、作曲家王云之等。
总政歌舞团一开始被赋予国家剧团的政治定位，向地方招收、借调各种文艺人才的特殊权限，被沿用至今，成为现在人们熟知的军队文工团特招的常规做法。1971年春节过后不久，第一批从北京入伍的9名学员加入总政歌舞团话剧队。
文革后，重新恢复文工团建制的全军各大单位的专业文艺团体，都急切地面临着整顿队伍、补充新生力量的任务。
当时，国内各类艺术院校都已经停止办学、停止招生好几年了。军队专业文艺单位补充新生力量的办法，或是从部队基层战士业余演出队中选调；或是随着当年的征兵工作，由各大单位组成专门的招收班子，在符合入伍条件的地方青年当中挑选。
尤其北京地区，几乎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的文工团都来选人，招收“文艺兵”的部队单位众多，上至“总政治部文艺宣传队”(总政文工团)，下至军、师级的战士演出队，五花八门，各显神通。
市场和训练场的检验
进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后，文工团逐渐步入正轨，从云端翱翔到开始脚踏实地。
随着军队的精简整编，文工团也进入较大的调整期，被不断压缩编制。1980年12月，总政文工团撤销，所属团队分别改编为独立的总政歌舞团、总政歌剧团、总政话剧团，均直属于原总政治部。
之后，随着铁道兵撤销、工程兵降格，铁道兵文工团、工程兵文工团先后撤销。百万大裁军时，随着4个大军区的撤销，原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福州军区前锋文工团、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撤销，乌鲁木齐军区文工团保留，改为(降格)新疆军区文工团。七大军区文工团和军兵种文工团保留。
文工团战斗力未减。据《解放军报》报道，中越边境冲突战时，总政文工团团长傅庚辰率领彭丽媛、阎维文等艺术家冒着生命危险赶往最前线，为战士演唱了一首又一首歌曲，有的战士听着战歌冲进硝烟，再也没有回来；有的战士一边包扎伤口一边观看演出，然后重返战场。
参战部队领导对时任政委乔佩娟说：“你是总政首长给我们派来的‘第二政委’，还带来了几十个小指导员。”他们把第一枚一等功军功章别在锦旗上送给小分队，上面绣着金灿灿的大字：“军功章有你们的一半”。
在整体军费紧张的1990年代，政工宣传任务不减的情况下，文工团也竭尽全力围绕主旋律，唱好大戏，力出精品，演出费用却常常是个问题。原南京军区一位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撰文回忆，原前线歌舞团为筹措舞蹈剧《妈祖》，歌舞团初步预算，约需经费300多万元，这么大一笔钱，不可能都向军区申请。为了争取这笔创作演出经费，1999年，原南京军区分管领导向福建省主要领导汇报了前线歌舞团创作大型舞蹈诗剧《妈祖》的有关情况，并提出希望福建省政府支持50万元。
福建省领导听完汇报积极肯定，并表示省政府理应支持南京军区组织的这一重大题材的创作，军方负责人在向福建省主要领导告辞时，主要领导说，你回去后给省政府写个100万的报告来。大气、随和，这是省主要领导当时给军方留下的深刻印象。
之后，军方又争取到了福建省莆田市、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等的支持，加上军区的拨款，经费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该出舞蹈剧演出后，获得军内外一致好评，而为排演《妈祖》，还从上海特招了舞蹈新秀吴佳琦。
那时，地方演员特招入伍，大多冲着军队文工团的声名和那一身军装而来，并不是单纯为了福利待遇。比如，演《杨乃武与小白菜》出名的越剧明星、小百花越剧团的陶慧敏，在与军方合作拍摄电视剧后，被特招入伍，成为一名穿军装的文艺兵。陶慧敏入伍的第二年，铁岭曲艺团演员潘长江也因为上春晚表演小品，被二炮文工团特招入伍，为军队服务20年后，这位内地颇有人气的小品演员于去年底正式退休。
本世纪初国防预算增加后，各军队文艺团体开始赶着趟儿特招文艺兵，只为了短时间增强军队文化实力。纪敏佳、凤凰传奇等一批成名演艺明星相继被特招入伍，文工团里成分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有从地方招募的明星、文工团培养的干部、合同聘的地方文职人员，也有部队士官和临时聘演员。
和平时期的文艺兵不用上战场，但既然是吃军粮，下部队慰问演出，为兵服务是应尽之义。一位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编导说，文艺明星无论在外多么大牌、多有名，在团里就是普通一兵，必须遵守部队的纪律。
没裁撤前，根据原总政治部《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总政治部歌舞团和各单位文工团每年为部队各类演出不少于100场，总政治部话剧团、歌剧团每年不少于60场，解放军军乐团在完成司礼任务的同时安排时间下部队演出。实际上每位演员每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要下部队，创作人员也有深入生活和下部队辅导的任务，文工团机关和领导则有带队任务。创作人员和演员们还有教歌的任务，机关会把一些军区创作的歌曲，让文工团在下部队的时候到连队、哨所为连队官兵教唱。
文工团内部，对包括文艺明星在内的演员下基层慰问演出也有考评机制，考评结果作为年终述职评功评奖的依据，考评不及格就意味着面临转业复员。
“下部队为兵服务演出，同我入伍前的演出有很大区别，有时上台来不及化妆，音响条件也大都从简，同样是唱歌，面对战友时的那种松弛，就像和亲人说家事、唠家常。”内地流行音乐歌星庞龙入伍后感到新奇，每次演出完，几乎都有一个规定动作，那就是与战友们合影，战士们整齐的排队，有时候照相的时间比他唱歌的时间还长。“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享受着这种幸福，为他们演出，永远都不会觉得累。”
不是所有明星都像庞龙这样热爱队伍，很多人很快经受不起部队的约束，难以忍受下部队演出的奔波辛苦，也抵挡不住市场的诱惑，很短时间内就离开了；有的自身言行不检点或对家人疏于管教，被媒体曝光；文工团早年的特招政策，被少数军队高层滥用，有个别资历品行有问题的地方女星混入军队。
文工团迎来舆论的至暗时期，“没必要用军费高薪养着那些唱歌、跳舞的，”尽管军方相继重申和出台了一些内部纪律和规定，但文艺团体个别成员的负面消息被一再放大，文工团这种颇具特色的模式也被质疑。内地民众对文工团几乎有着一边倒的误解，民间的一些声音是裁撤文工团。
未来怎么走
如今遂了一部分人的愿，军兵种文工团和武警部队文工团撤编，文艺兵被大批裁减。
也有人感到迷惘，军区文工团被撤编后，一位昔日的老军队文艺工作者发出诘问：“军队文艺曾与中共和军队共生、共存，是护军魂的重器，是保证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笔杆子，难道说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就不再需要这支曾经激扬革命的笔杆子?”
这位老军队文艺工作者在文工团工作了30多年，经历了文工团多次组织调整与合并，文工团内部专业艺术门类的合并裁减，新老艺术家的频繁交替。文工团硬件设施也经历了由平房到现代楼房，排练场地由普通场地到大剧院，舞台装置由人工拉幕到现代设备装置的变迁。
想起来，文艺团体的转型也早有痕迹。过去，文工团喜欢倾巢出动，动辄整团下基层慰问演出。这一模式悄然发生改变，2004年军改以后，但凡下派演出的人员以十来人的小分队为主，以减少基层部队接待的压力。
花费数百万制作一台高雅的舞台音乐剧，邀请各级领导人观赏，之后把这些作品束之高阁的做法，也成为历史。军队主管文艺工作的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04年整编后，全军还保留有文艺兵编制2000人左右，文艺兵规模已被压缩到‘小到不能再小”，客观上已经很难操作一台像样的大型晚会。
原隶属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内地唯一一家军队电影厂，也是解放军文艺兵中较有特色的一支。曾经创造了中共党宣意识形态系统的最大辉煌，生产的影视作品几乎塑造了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这轮裁撤，八一厂也未能幸免，而且早在今年1月就已公布结果。据称，裁撤后归于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对外统称影视制作部。该厂以军事故事片起家、成名，其原有的军事片部、故事片部都被撤销。前两年，内地有媒体公开质询前任八一厂厂长明振江少将，认为其耗费军费甚大，养活上千号人，几无精品出产。甚至还问到时任厂长涉嫌被调查等敏感问题。
内地一位文艺批评家曾批评称，八一厂长期以来的运作模式体现为政治宣教的范式，其作品统一呈现出情感表述的缺失、情感表现的限定性、情感模式的正统化、人性角度的单一化等特征，而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不仅解开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束缚，也使人们的思想在解脱中慢慢苏醒，人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得到根本的尊重。
但客观上，军队文艺团体也处于两难窘境：一面要塑造军队历史和现实的英雄形象，讴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一面要向市场求生存；还要为广大部队官兵服务，在创作题材、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受到严格把关。
与此同时，军队现代化进程加快引起的精简编制，也造成军队文艺创作队伍人员结构的不合理，优秀文艺作品后继乏力。向社会征召文艺明星，又受到舆论抨击。
本轮整编后的文工团成为有建制以来最为瘦身的状态，现有编制已成为史上最小规模。有消息称，整编后的原军委政治工作部所属文艺团体转隶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应为副军编制，现役编制大约六百人，包括原八一厂、总政歌舞团和总政军乐团。军乐团的军人编制最多，但基本都是士官，只有少量干部。
“军兵种文工团解散后，大牌的军队文艺明星基本保留下来，少部分已选择自谋出路。”北京一位军情人士称，新疆、西藏军区地处边远，部队文化生活单一，保留新疆和西藏军区文工团体现了中央领导人对高原边防军队的关爱。
裁撤完了，现实的难题也迎面而来。“文艺兵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每每提及，很多军队文艺工作者觉得很敏感，不愿多谈。按国防部发言人所述，军方将进一步强化军队文艺力量战斗队、轻骑兵的根本定位。优化军队文艺力量机构设置，完善结构功能。
文艺团体的作用再次被肯定，只不过，今后“将重点加强部队文艺服务指导力量，构建形成以基层文艺力量为主体的军事文化队伍。”如何加强指导，基层文艺力量怎么担当文艺轻骑兵作用?语焉不详。好在有东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的业余演出队的最新案例，可供参考。
据报道，这支十余人的演出队，在短短48个小时内，进行了5个场次的慰问演出。除演出外，都是基层的普通战士，和其他官兵一样。只有接到演出任务了，才会聚在一起，编排、设计、练习，然后，不遗余力地为官兵送上最精彩的演出……
“兵说兵，兵演兵，兵唱兵”，是解放军过去多年来的做法。重拾旧有传统，向内部挖潜，是时下解放军文艺改革的内在逻辑，具体表现是减少职业演员数，在军以下增加业余演出队，(主要成员是士官编制)，同时以总部文艺力量进行专业艺术指导。这些基层演出人员，平时是文艺战士，战时又可上阵杀敌。
本轮文宣的整编改革，核心是围绕打仗要求建设军队，弱化对该领域的大额投入，这实质上也是世界发达国家军队建设体系的主流方向。军兵种文艺团体解散后，不仅减少非作战人员，还可减轻不少军费负担。而大批裁撤后的军队演艺明星，将走向市场，面向观众，摆脱各种军规约束后，他(她)们的艺术春天或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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